说到现代涂鸦，我们不能不谈谈美国的涂鸦历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纽约经历了一次神奇的脱胎换骨，人口的急剧膨胀，电梯的发明，使得曼哈顿区迎来了摩天大楼的时代。上世纪30年代，欧洲紧张的局势使得超现实主义艺术在纽约找到了新的大本营，大批青年演员、画家、音乐人、舞蹈家、作家像朝圣一样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在这里接受一种疯狂全新的艺术启蒙。与之相对应，一种由乱涂乱画，色彩丰满，节奏断裂，笔触、刀痕、指印和污渍的大杂烩构成的涂鸦应运而生。 

很快，一批街头效仿分子就不满足于仅仅在地铁车厢或街角喷上自己的绰号，他们将自己的签名个性化，以求获得特立独行的效果。更有甚者将泡沫喷筒的喷头安装在罐装喷漆上，使喷出的彩条更为宽大、浓艳，大大缩减了完成一个“签名”所需要的时间，也降低了被警察和铁路管理人员逮住的几率。Phase II发明了他独特的泡泡字体与立体喷绘，使得涂鸦形象可以在列车奔驰时显出连续动画的效果。

涂鸦内容也从文字扩展到卡通人物、标语口号、宗教与神怪形象，其中给予这些街头漆族灵感最多的就是曾一手振兴纽约前卫艺术杂志《东村之声》，并于1969年、1972年分获“雨果奖”与国际漫画大展“黄孩子奖”的著名另类漫画家沃恩·波迪。他首创的“魔法师奇奇”等人物是当时每个涂鸦者出道时最乐于临摹的形象。 

此时的涂鸦已形成不同的流派，嘻哈音乐的产生又进一步促进了涂鸦的流行，一些著名DJ、歌手常常将涂鸦时的签名当作自己的艺名，并从街头涂鸦的警句和俚语中寻找歌词灵感。霹雳舞、街头篮球赛场与DJ的现场伴奏、涂鸦装饰，互为融合，相得益彰。 

经过一番漫长的较量，1989年5月，纽约交通署宣布赢得“涂鸦之战”的胜利，所有曾经被涂鸦过的列车都已经被更换，算上纽约交通署花费的1.5亿美元，美国各地政府在10年内一共为清除涂鸦支付了40亿美元。 

虽然有些激进艺术评论家认为，涂鸦必须要在一种痛苦的歧视状态中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力，但一些出身科班的涂鸦者已经下决心不仅仅把自己局限在街头与喷漆筒里。涂鸦大师们在做出离开街头作画这一艰难抉择时，既为自己日后创作受限而遗憾，又痛恨自己被称作一个涂鸦者。他们对涂鸦艺术世界充满崇敬，更不愿被离街运动所吞噬。

其后，巴斯克雅与安迪·沃霍尔合作，推出了一系列拼贴与涂鸦作品。涂鸦的概念也被远在大洋彼岸的欧洲艺术家所接受，以街头涂鸦风格图案而独树一帜的时装品牌“Obey Giant”受到青睐。网络也成为新一代涂鸦者的新画布，图片博客与电子邮件使得他们不用冒着危险潜入地铁停车场就可以一展身手。短短几年，仅在北美，就出现了超过2000个以涂鸦为主题的站点。

“任何一艺术品都不能离开它的土壤，当涂鸦从街头转入画廊时，它的意义绝对发生了改变。框在油画框里的签名，已经失去了它那生硬、尖利的棱角。”来自布鲁克林的涂鸦师EZ说，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在专供涂鸦的“示范墙”林立的今天，纽约平均每周还要发生3000～5000起针对列车车厢的喷标事件。

“长久以来，美国就一直企图以空白的高墙遮蔽它孩子的双眼，这些污染心灵的障碍物不断地在重复，我们从来不会知晓后面发生的一切，除了这样一个事实——你们，而非我们在掌控这个世界。”早在30年前，“垮掉一代”的领路人诺曼·梅勒就在《涂鸦信仰》中写道:“现在是该我们夺回这个权力的时候了。” 

近年来，涂鸦在中国越来越受到关注，不仅在798有涂鸦墙，各艺术团体和机构也经常举办大型涂鸦活动。在北京，奥运涂鸦大赛、涂鸦嘉年华、城市涂鸦文化墙等一系列活动的举办，极大地推动了涂鸦艺术的发展。尤其是今年4月在首钢废弃厂房里举行的首届北京青年涂鸦嘉年活动，来自国内最顶尖的涂鸦文化艺术团队、最潮流的音乐组合、最时尚的街舞高手汇集一堂，围绕“蝶变@中国”的主题，进行艺术设计、创作和展示，将涂鸦文化与工业建筑完美地结合起来，成为北京最时尚炫酷的青年艺术派对，并在此开发建设了首钢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现场涂鸦活动，充满了创意与挑战。冬日的京郊，北风刺骨，气温－10°C，小珂与涂鸦社的同学们清晨从中传搭乘公交，辗转赶往涂鸦现场，开始一天的创作。社长将行前准备的涂鸦初稿与构思讲解后，按照同学们各自的擅长进行分工。为按时完成作品，小珂与师哥、师姐们经常省去中餐，以饼干充饥。尽管第一次充当“喷族”的小珂手上打出了水泡，每当按下喷灌时，手指都疼痛难忍，但她全然不顾。因为她的整个身心，都陶醉在迷人的街头艺术世界中。

凌乱无章的涂鸦，绚丽的色彩和夸张的曲线交织在一起，看似没有任何商业价值，可在涂鸦社这些未来的年轻艺术家心中，却无比神圣。在他们尚且稚嫩的涂鸦作品里，处处显露的是不羁的艺术灵感和自由的青春气息。 Y